谁还敢为农民说话

谁还敢为农民说话

只要用到了这个“为”字，则所“为”的对象必定是弱势群体，靠自己的能耐是不能解决自己的问题了。如：不能洗刷自己的不白之冤了，享受不到本应享受的待遇了，受到不公正的对待甚至是受到打击、剥削、迫害了，等等等等。才需要有人去“为”；此时，也只有敢于主持公道的人才肯出面“为”其说话、伸张正义。但“为”就能达到目的？则很不一定！往往不仅目的不能达到，而且中国历史上因其“为”付出惨重代价乃至生命的所在多有。其它的不说了，光讲“为农民说话”吧。最近读书，又知道上世纪建国以来，因“为农民说话”而遭致灾难的人，可谓多多！比较有名望且较早地在中央高规格的会议上批评中央不关心农民疾苦，说中央的政策，“工人被重视，在九天之上；农民负担太重，在九天之下，不能靠农民得了政权就不管农民了。”的梁漱溟先生；还有在庐山会议上给毛泽东写信，即所谓的“万言书”，陈述搞大跃进农村饿死人了的彭德怀元帅；还有一大批其中不乏名人或头面人物的“右派”、“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广东有一位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罗翼群，成为“右派”的罪状就是因为说了“农民太苦”的话，用汽车把他拉到各地农村去接受农民的“辩论”。

因为“为农民说话”，结果大学问家梁漱溟先生从那时起就销声匿迹了；彭大元帅最终在“文革”里死于非命；罗翼群的命运和彭德怀差不离。即使因认为搞统购统销对农民不利而有所表露的人，被处理的就有成千上万。人祸造成的国家三年(1959～1961)灾难时期，连当时在校读书的中学生只要说上一句“饭吃不饱”，就要受到严厉处分直致开除学籍。笔者当时正在一所农村中学读书。有一位同学在写作文时，写到他礼拜六回家去见到他的母亲，母亲饿得骨瘦如柴，三分像人，七分像鬼。(那时我们所有的学生都住校，统一食宿)就被拿到全校师生大会上批斗。结果定为“反动学生”，硬是给开除回家了；还有一个同学也是礼拜六回一趟家来，与班上几位同学摆谈时说到：我们寨子上饿死的人太多了。那些没死的也饿得奄奄一息，抬死人去坡上埋的力气都没有，就都把死人草草地埋在寨子边的菜地里。这个同学不仅在学校里被斗争，还被公安拿枪押着到全公社干部、群众大会上去多次批斗。只是因为这个同学的家庭出身是贫下中农，父亲是人民公社干部，他本人又是校团委的委员，才被从轻发落，仅给开除团籍处分。然而不久毕业考大学时，他的政审结论是：“思想反动”。从而与大学失之交臂。

时间延续到了四、五十年后的2000年春，作为乡党委书记的李昌平给时任总理的朱金容基写了封反映“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信。朱总理深有感触，动情地作了批复：“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这虽非全面情况，但问题在于我们往往把一些好的情况当作全面情况……”致使李昌平被评选为2000年度<<南方周末>>新闻人物。有人说他比起梁漱溟、彭德怀等幸运多了。是的，毕竟他没有像数十年前那些因为讲了真话、实话而被判刑、处死。然而他终究被迫辞职远去。虽如此，仍时有种种对他的冷嘲热讽、打击和诬陷；还有人把他斥之为翘尾巴而该死的“金圣叹”(其实金圣叹是为反贪污而死的，竟被丑化成如此)。他面对的仍是一股打而不倒继续压在农民头上的邪恶势力。他虽然有众多的人民的支持，有有良心的知识分子们的拥护，但这一切看来都无助于解决他目前所处的困境。所以，他实际上也谈不上是什么“幸运”的。可见，中国农民问题积疾颇顽。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啦！

最近在一书店里的最显眼处看到摆售一本叫<<中国农民调查>>的书。一看书名就吸引了我。该书是由作家陈桂棣、春桃夫妇经过大量、广泛、深入的采访和调查，以许多鲜为人知的事实说话，历时3年完成的一部长达20余万言的报告文学。对该书经过认真地研读过了的学者樊林军先生对该书作了这样的评介：“作品以其沉重的话题、翔实的内容、理性的思考而又不失诙谐的笔调，反映了占中国总人口达80%左右的农民兄弟几十年来特别是近十年来可歌可泣的生存现实，进而向党和国家提出必须对这一阶层的命运给予新的审视、新的关注，同时也呼吁每一个华夏子孙不能再对这些骨肉同胞忽视和漠视了。”樊先生激情满怀地说：“该书其情可切，其词可叹，作品自始至终震撼着我的灵魂。”樊先生说出了我的心里话。我相信一切有良知并读过此书的人，感受莫不如是。作家陈桂棣夫妇为国家9亿多农民摇旗呐喊，振臂高呼，其精神、其胆识令人钦敬。笔者孤陋寡闻，至今还不曾见到或听到陈桂棣夫妇因为写了这本书可有什么不测。但愿好人一生平安！

我们经常在有关的文件中读到这样的文字：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这毫无疑问是极其正确的。占全国总人口80%左右的农民没有达到小康水平，农民所赖以生存的农村不能实现现代化，谁会相信你中国进入小康社会，谁会相信你中国是现代化了的国家？

只有上至中央，下至平民都敢于正视现实。共同致力于解决现实问题，这才是我中华民族之福！

值得欣慰的是，作为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发表了。它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务必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可见理性的思维和求实的精神，正在主导着中国的未来，特别是有着一个可以期待的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我们没有理由不满怀信心，和9亿中国农民一道，去迎接一个壮丽而美好的新中国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