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1959年：毛泽东为什么“一触即跳”

庐山1959年：毛泽东为什么“一触即跳”

原创作者：北场客
来源： http://beichangke.blog.hexun.com/10992847_d.html
　　

自从通过延安整风运动掌握了领导权之后，毛泽东似乎就成了“伟大、正确”的化身，他习惯于在各种会议上和文章中对他人进行批评指责，给他们扣上“主义”、“路线”的帽子。应该说，在基本的语词意义上他的这些批评指责不可谓不对，但荒诞的是，他批评的那些东西在他自己身上都大量存在。

1959年7月23日，毛泽东在江西庐山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全体大会上讲话，一开头先就批评“现 在有些同志不让人讲坏话，只愿人家说好话”，说这是“触不得，大有一触即跳之势”，乍一听来似乎颇有虚怀若谷之风度，但实际上他的这次讲话主要是反击彭德怀、张闻天等人对“大跃进”的批评，所以正是“一触即跳”的生动表现。而且，毛的这一“跳”可了不得，硬是在党内打出了个“彭黄张周反党集团”才罢休。　　

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面对批评“一触即跳”，其中固然有捍卫他所认为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经济决策的意思，但更主要还是为人性格决定的。毛在讲话中曾强硬地自承“我少年时代、青年时代也是听到坏话就一股火气，我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这个原则现在也不放弃”，其时他的内心早已坦然自居为中国的“红太阳”、“大救星”，任何不顺耳不顺意的言行都被视为对他的“触犯”，而彭德怀、张闻天等人在会议上的发言话里话外的确有暗指他的意思，这可是关系到威信和面子的问题，毛泽东怎能不为“原则”而“跳”呢？　　

“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1936年长征结束后，毛泽东曾因彭德怀对自己的有力支持而写下这样的诗句夸奖他，这倒还真的点出了彭的为人性格。1959年之夏，彭德怀又“横刀立马”了：他在7月3日西北组小组会上第一次发言时就直言不讳地涉及毛泽东：“毛主席家乡那个公社去年搞的增产数实际没那么多嘛，我去了解实际只增产百分之十三。我问过周小舟，他说那公社增产只有百分之十四，国家还给了不少贷款和帮助。主席去过这个公社，我曾经问过他你了解怎么样，他说没有谈这个事。我看他是谈过的。”这话直刺毛的品质——他不说实情，掩饰……第二天，7月4日，彭德怀继续“放炮”：“要找经验教训，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责任。人人有责任，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泽东在内。”直呼其名说毛泽东有责任，这在党内除了彭大将军以外再无第二人。7月6日，彭德怀的发言仍然刺耳：“毛主席与党中央在中国人民中的威信之高是全世界找不到的，但滥用这种威信也是不行的。去年乱传毛主席的意见，问题不少。国家那样穷，好多省都给毛主席修别墅，搞什么名堂？这总不是毛主席让搞的吧？……解放以来一连串的胜利，造成群众性的头脑发热，因而向毛主席反映情况只讲可能和有利的因素。在大胜利中容易看不见、听不进反面的东西。”批评“下面”“乱传意见”、“搞名堂”、虚假地“反映情况”，但“上面”也难逃“滥用威信”、“看不见、听不进反面的东西”之责。

对彭德怀的这些发言，整天窝在宋美龄的“美庐”别墅里的毛泽东并未亲耳听到，但通过每天报来的“会议简报”他知道得一清二楚，显然免不了“听到坏话就一股火气”。而到7月14日，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那封著名的信，其中竟然说“大跃进”的主要问题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一直以来，“小资产阶级”是用来对党内某些不符合毛泽东的想法的人和事进行批判的，含有一种鄙视的意味，而“‘左’的错误”更是给毛泽东掌权之前那些领导人专用的帽子，这些曾经都是毛泽东用起来得心应手的武器，如今居然被拿来批评毛泽东了，这让毛脸上怎么下得来，其心中的“火气”之大就可想而知了。后来，毛在7月23日的讲话中曾多次提到“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足见他对此的耿耿于怀。　　 如果说彭德怀的发言和信更多的是某种情绪激烈的东西、体现出他的直率性格的话，那么7月21日张闻天的发言则显得冷静理智、分析透彻并因而带有某种理论总结的意味。张闻天是中共领导人中少有的具有理论修养和知识分子气质的人，他不讲则已，一讲起来就条分缕析，正如李锐在《庐山会议实录》一书中所说，他的发言“实际是对大跃进作的一个比较全面的分析和总结：对暴露出来的严重缺点、引起的严重后果以及产生缺点的原因作了系统的论述，对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三种所有制的关系、民主与集中的关系等根本问题作了理论的探讨，最后归结到党内民主作风的重要”。这个发言的语词一如张闻天的为人那样温和平实，但通篇立论恢宏，高屋建瓴，绵针细密，逻辑严谨，明快尖锐，直指“大跃进”问题的根源和要害，入木三分。假如是在二十多年前毛泽东还没有掌权的时候，这个发言所透出的理论水平或许还会得到也爱写文章的毛泽东的赞许，但今天它所针对的却是毛一手发动起来并成为他权威所寄的“大跃进”，这是毛无法容忍的。而且，张闻天过去虽然对毛泽东的掌权帮助很大，但在后来的延安整风运动中他仍被毛过河拆桥般地批为“教条主义”的一员，从此被排斥在领导核心之外，这么一个人现在竟然摆出一副理论家的架势对毛视若宝贝的“大跃进”说三道四，这岂不是乾坤倒置了？毛泽东对张的那“一股火气”似乎比对彭德怀的更大，但又无力从理论上予以反驳，后来只能用一点儿强词夺理的手段，写了一封《给张闻天的信》，指责他“安的什么心？那样四面八方、勤劳辛苦找出那些漆黑一团的材料”，并翻出他的“左倾机会主义”的历史老帐，尖刻地讽刺和奚落他是“旧病复发”，还把这信“印发大会”让众人皆知，使他充份尝到了最高权威者报复的滋味。　　

当然，毛泽东对彭德怀和张闻天的那“一股火气”被他手下一些“忠臣”看在了眼里，这些“忠臣”都是“大跃进”的积极支持者和推动者，为了自己的利益他们也要把毛泽东的“火”煽旺：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说：“彭德怀信的矛头是针对主席的，说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就等于说前一段路线错了，路线错误那就要更换领导了。”政治局委员康生说：“彭德怀的信是反毛主席的。彭德怀是魏延反骨，搞分裂，组织‘章罗同盟’。再不反击，人都被彭德怀拉过去了。”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说：“彭德怀同志的信中有很多刺，都是影射毛主席的。这封信是反对毛泽东同志和中央领导的，写信就是要公布他的政治纲领，要拉队伍夺毛主席的权。”这一瓢瓢“油”更使毛泽东的那“一股火气”升腾直上，他终于一“跳”三丈高，“跳”出了美庐别墅，在高级干部们面前大发其雷霆之怒，上演了不可理喻的历史的一幕。　　

现在想来，当年的彭德怀和张闻天固然对毛泽东意见很大，但他们在庐山会议期间的发言主要还是要引起毛泽东等主要领导人的重视，希望他们改弦更张，以尽量减轻农民的苦难和国家的损失，并没有要马上“更换领导”的意思。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当时毛泽东接受了彭、张的看法，显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毛的权威，但由于当时的主要领导人在“大跃进”中或多或少都有点儿头脑发热，正像彭德怀所说责任“人人有一份”，其结果也不过是“集体承担”责任，毛泽东也不会因此被拉下马来。我以为，以毛泽东的聪明才智是不可能完全看不到“大跃进”的严重后果的，但为了自己的权威，或者如他自己所说为了他心目中的“共产主义理想”，其它任何东西都是无关紧要的，所以他要未雨绸缪，一触即跳。　　

当年毛泽东的“一触即跳”，其结果是压制住了批评“大跃进”的声音，并进而发起了最终导致大灾难的第二次“跃进”。今天我们回顾历史，不仅仅是为了责难某个个人，更是为了反思毛泽东能够“一触即跳”的政治环境以及他这种“一触即跳”得以“成功”的制度性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