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
　 志苏文集坎坷的一生之（八）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由来至近也在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运动中就孕育怀胎了。反右派斗争运动是全国陷于大灾难的总根子。现在官方说：“反右派斗争被严重扩大化了”。实际上根本就错了。从这个错误运动以后，“宁左勿右，越左越好”的思想在各级干部的头脑里深深地扎了根，播下了“文化大革命”的种子。再就是极端错误的“反右倾”斗争，在党内个人独断专行，占了统治地位，使党内的左倾思想错误更进一步从各方面膨胀起来，这就势必要发生一场更大的动荡，“文化大革命”运动就脱胎出世。
　　对于文化大革命运动，现在我们才知道，不论从革命理论上，从指导思想上，从具体作法上来说，彻头彻尾都是错误的。正是因为这种错误，才给林彪、江青这些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集团以可乘之机。给党、国家和人民造成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之惨之大，是无法估计的。这里我抄录几个惊人的资料：
　　(1)、审判“四人帮”反革命罪行时，特别检查厅起诉书中提到的诬陷、迫害和致死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及知名人士资料：
　　受诬陷迫害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共420人，其中：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总书记、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军委、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正副领导同志38人，党中央委员93人，中央监察委员30人，人大常委会委员36人，政协常委47人，党政军高干84人，各民主党派领导人19人，各界知名人士37人，其他36人。除这些高级领导人之外，其他受诬陷迫害的人数达729511人。迫害致死者达34800人。
　　另外：冀东冤案中，受诬陷迫害者八万四千人，致死二千九百五十五人。云南赵健民特务冤案中致死一万四千人，受株连迫害者无数字。内蒙古人民党冤案中，受诬陷迫害者达三十四万六千人，致死者一千六百二十人。
　　(2)、据《广西日报》1980年12月4日第四版刊登的几起冤案中的统计资料：
　　新疆叛徒集团冤案中，受迫害九十二人，致死二十六人。东北帮冤案中，受迫害者七千一百人，致死八十五人。解放军在冤案中受迫害者达八万人，致死一千一百六十九人。上海武斗中受迫害者七百四十人，致死者无数字。济南武斗中，受迫害者三百八十八人，致死者无数字。
　　各界人士受迫害者二十一万一千一百人，致死者四十人，民主党派领导人致死者十八人，受迫害者无数字。归国华侨致死者二百八十一人，侨眷凡在国内的全受到迫害，无统计数字。
　　(3) 1985年， 金春明同志在《四人帮是我党历史上作乱最久的一个反革命集团》的报告中提到：
　　“文革期间，以‘走资派’罪名打倒和迫害的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三十三人，除去世三人外，受诬陷迫害者二十三人；中央书记处十七人，遭受迫害者十四人；军委付主席七人，受诬陷迫害者六人；国务院付总理十五人，受诬陷迫害者十三人；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六人，除一人去世外，受诬陷迫害者四人；八届中委、候补中委一百九十四人，除有病死亡三十一人外，受诬陷迫害靠边站者九十六人”。“仅北京的干部群众，在文革中因冤狱而致死的达九千六百零四人，冤狱遍及全国，遭诬受陷、致死致残的干部不可胜数”。以反动学术权威打倒迫害的文艺界人士，仅文化部直属单位受害的就有二千二百五十人，著名作家、艺术家老舍、周信芳、马丁、潘天寿等九十多人被害死。据十七省(市)不完全统计，教育界干部教师受迫害的达十四万二千六百零七人，致死的七千六百八十二人。中央科学院直属单位，七机部两个研究院和十七省(市)共有五万三千一百五十五名科技人员遭受迫害。著名地球物理学家赵九章、冶金学家叶沛绪、昆虫学家刘东承、理论物理学家张家燧等都被折磨致死。仅卫生部直属十四所高等医药院校共有教授、付教授六百七十四人，受迫害者达四百五十六人，其中致死者三十六人”。
　　由以上这些触目惊心的统计，就可以看到“文化大革命”对全国带来了多么严重的灾难。根据胡华同志1979年8月18 日在哈尔滨理论讲习会上的讲话：“三中全会以来，平反冤假错案涉及了三千多万人，连同他们的家属超过了一亿人”。其实他讲这些话的时候，才是平反冤假错案的开始，还没有到高潮，而且他指的是定了案的。实际上冤假错案之多是任何人无法统计的。因为在专、州、市、县以下各级干部群众中未定案而受到迫害或致死致残者究竟有多少，恐怕谁也说不清楚。至于各行各业生产上的损失，财物上的破坏，更不知有多少亿万，这将是无法估量的。党中央只是概括了一句话：“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十年浩劫，党受了灾难，国家受了灾难，人民受了灾难，无数革命老前辈受了灾难，我当然更是逃避不了的，现在就说说这场运动中的我自己吧。
　　我的政治嗅觉太差了。历次运动中，我都是被人重视的“运动员”，但在历次运动的初期，我总觉得与自己关系不大，这次仍然如此。首先批判《燕山夜话》，评《海瑞罢官》，我觉得这都是文化艺术上的问题，批判评论不过是活跃文坛气氛而已，没有意识到与政治问题有什么牵连。随后报上点了邓拓、吴晗、廖沫沙的名，说是什么“三家村黑店”，《燕山夜话》是黑话，《海瑞罢官》是“替彭德怀喊冤叫屈”，我才把问题与政治挂上了钩，但觉得与自己不相干。《五·—六通知》下来，说是要开展一场文化大革命，一看内容说这场“大革命”的性质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是共产党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这下我心里才犯嘀咕了。只要有“政治”二字，就必然要抠抠我的疮疤，但我的历史虽复杂，可是交代清楚了的，对运动的重视还是不够。这时期我在建设公社蹲点搞生产，夏收后就撤回机关闹革命了。
　　机关上酿酿成立“革命组织”，大喊“无产阶级要造资产阶级的反”，口号是“造反有理”、“只许无产阶级造反，不许资产阶级翻天”，“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风头硬得很，行动快得很，所有党、政、企、事业单位，工、矿、学校、团体等统统成立了造反派组织，全面停工、停产、停课闹革命。各造反派都互相串连，扩大组织，这期间互相砸对方的墙脚，互相对骂，对方是“保皇派”，自己是“最革命的造反派”。为了表现出谁是最革命的，就看谁家对“走资派”，斗得狠，打得狠，整得惨，谁就是“最最革命”。这一来，各机关单位的头头，一概遭了殃。都以“走资派”名义被揪出来大批大斗。这仅仅是开始，还不够残酷。随着各“造反派”形势的发展，各地都形成了两大派互相打斗。武威的两大派一是“井岗山造反派”，简称“井派”；一是“红色联委造反派”，简称“委派”，都自称是“最革命的”，骂对方是“保皇派”。于是两派先是对骂，后是对打。这期间，中央文革的大头头江青放出了“文攻武卫”的一股毒气，造反派奉为圣旨，全面内战就开始了，开头的棍棒换成了刀枪。“井派”是武威军分区支持的，有枪有炮，人多势众，几次战斗，把“委派”赶到城外东关。随后又来了8114部队支持“委派”。这下双方都有了武器，互相撕杀起来，双方都喊叫“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时“打、砸、抢、抄、抓、杀”，就成了家常便饭的“革命行动”。这时候，从党章、宪法上规定为毛主席接班人的林彪也放出了一股毒，说什么：“好人打坏人是应该，坏人打好人是暴露，坏人打坏人是以毒攻毒，好人打好人是误会。”　于是全国大打，天下大乱。毛泽东说这是“乱了敌人，锻炼了自己”，“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乱了个糊涂，打了个糊涂。
　　

“造反派”在整个批判斗争过程中，为表现自己“最革命”、“最坚决”、“最彻底”的“革命立场”，对批斗、打倒的对象如“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臭老九”等，实行了极其残酷、毒辣的刑罚，其折磨人的手段，不知有多少种。现将当时看到和听到的一些，简记如下：
１、戴高帽子游街示众。这是极普遍的一种侮辱人格的作法，其花样很多，开头是纸糊的高帽子，胸前挂了个纸牌子，把所谓的“走资派”，“残渣余孽”……拉到街上游斗。其后发展为用粗木棒制的高帽子，挂大木牌子游斗，还觉得不够狠，最后发展到用钢条焊接的高帽子，挂铁牌子，并用铁丝挂在颈项上游斗，有的当场晕倒，有的甚至致残。
　　２、喷气式。这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被斗对象站在板凳上，将双臂拧过去伸在背后作为机翼，将身子作九十度的躬腰，作为机身，将头搬起，就成了“喷气式”飞机的姿势，站在那里，听从造反派批斗。打手在傍监视，姿势一变动，抽一鞭子。一种是将批斗对象五花大绑吊在梁上，背上压块石头，这种多在私下房内审讯时使用。
　　３、走狗哭主。这是武威向阳小学的造反派头头“发明”的。方法是用草扎了刘少奇、王光美的摸拟像，立在操场上，把被斗的教师化装为“走狗”，在雪地上爬行，打手用鞭子抽打。从大操场上爬行一圈，到摸拟像跟前，就让大声喊：“刘少奇，干爸爸，汪！汪！汪！王光美，干妈妈，汪！汪！汪！”直到把被斗者折磨得晕倒，棉裤磨破、手磨肿、磨破，才能告一段落，这就“最最革命”。当时武威造反派把这个小学作为阶段斗争抓得最好的典型而表扬过，从此，这个造反派头头张景发便入党升官，扶摇直上。
　　４、爆炒豆子。方法是将被斗者的裤腿扎住，把煤球烧红，从裤腰里灌进去，烧得对方乱崩乱跳，大哭大叫，问什么都得承认。这是取口供最有效的办法，这是古浪县一个公社发明的，一夜就挖出了几十人的一个所谓“反革命集团”。
　　５、背牛头。方法是用一条麻袋，里面装一块大石头，外表上裱糊成牛头形状，绑在被斗者的背上，再用鞭子抽打着游街，叫做“背着牛头不认脏”。这据说是渭源县“反右派”时发明的，“文革”中好多地方推广了。
　　６、“牛鬼蛇神”过关。方法是把当时所谓的“五类分子”化装成“牛鬼蛇神”的各种怪丑像，外面站着手持棍棒或鞭子的两排打手，让这些人在打手的棍棒交加下过关。武威长城公社据说当时就打死了四人。
　　７、打刹威棒。把被斗者一揪出来，首先就在公开场合或者在房子里拳打脚踢或棍棒相加，打倒之后，再管制起来，让你写交代“罪行”的材料。这种打法轻重悬殊很大，就全凭运气了，有致残的，也有立即被打死的，天祝县长马才思仁曾和皋兰县委书记葛曼就是被当场打死的。
　　８、手套钢球打。方法是线手套里装进几个钢球，在被管制者走路掉队或在劳动中看不顺眼，就用钢球手套打几下，被打者疼得叫喊，打手还开心地笑骂：“手套把你打了一下，就装啥洋蒜呢”。
　　９、“打阶级烙印”。这是文明的叫法，实际上是上烙铁。方法是把随便一种铁器烧红，在被斗者身上、腿上乱捣，逼迫交代“罪行”。另一种是把铁丝烧红，在被斗者指头缝里烙，叫做“烧猪蹄子”，天祝县委书记张均奎就是受过这种毒刑的。
　　10、推牌九。把被斗者放在中间，四面打手一圈，这边一拳打过去，那边一脚踢回来，推过来，搡过去。被推打到躺倒爬不起来之后，再拉出去关起，让写交代“罪行”材料。
　　11、“唾面自干”的车轮战，也叫疲劳战术。一天二十四小时，派专人轮流审讯，不让被斗者休息。唾沫唾到脸上，不准拭揩，叫做“唾面自干”。
　　12、劳动折磨。这是最文明的办法，经常以“劳动锻炼”，“劳动改造”的幌子出现，实际上是一种残酷折磨人的刑法，其方式方法多种多样，无法细表。
　　种种刑法，多不胜数，总的都叫做“端正态度”。
　　

我是1968年10月4日下午被造反派揪出来关进牛棚的。当天下午听见门外人声嚷嚷，出去一看，斗方大的红纸上写着特别显眼的大幅标语：“揪出国民党残渣余孽，历史反革命分子陆进贤”。“陆进贤是国民党反动派蒋介石的忠实走狗”！紧接着一伙造反派涌上来，大喊：“把这个反革命揪上走”！我丝毫不敢怠慢，把办公桌一锁就跟上，心里生怕挨一顿“刹威棒”。千幸万幸，没有打，关管起来了。我一看揪出的人已经不少，有部、局长一级的“走资派”，有“历史”或“成份”问题的的“历史反革命”，“残渣余孽”等等，都在地下铺的草铺上低头纳闷。指定我的铺位后，就派两个工人，押着我到家里取铺盖。一个提着木棒，一个空手，一左一右防护，生怕我飞掉。一进门，一个先大声向院邻宣告：“陆进贤是大反革命，我们揪出来了，你们要揭发他的罪行”。然后提棒的一个在门口一站，空手的一个盯着我取行李，取一件检查一件。行李一背，挂包一提就走，我老婆吓得一言不发，邻居躲得老远远的瞅着，谁也不敢打招呼。一回到专政组，行李一打开。再来一次检查，捆行李的绳收走，刮脸刀收走，裁纸刀收走，正式关进了“牛棚”，专政起来了。
　　一专政起来，便没有丝毫自由，拉屡拉尿必先报告。点名、吃饭、学习、劳动之前，必先要向毛主席请罪。这个“请罪”，也是一道难关。第一次请罪时，专政组的造反派把我们这一群“罪犯”集合起来带到食堂里，叫向毛主席“请罪”，因为这是新的“发明创造”，大家都不懂怎么请法。我是最大的“反革命”，要我先请，我木愣愣的站在毛主席像前，不知所措，造反派小头孔祥智扑过来打了我一个嘴巴，别的打手齐声吆喊：“打！打！打！”幸好只是嘴喊，可没有人动手。这个嘴巴代替了“刹威棒”。然后造反派就严肃认真地教我们请罪的言词。以后大家学会了，各有自己的一套符合身份的“请罪词”。先是要叫跪在像前“请罪”，随即又讲：“优待俘虏”，改为站在像前，低头“请罪”。开头大家感到委别扭，后来习惯了，反觉得挺新鲜，别具风味，例如“站错队”的老干部、专署民政局长王尚义，他是“三八式”的老干部，因为站在“井派”一边，被认为是“现行反革命”揪出来的，又是“走资派”，他的请罪词是：
　　“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我是站错了队的‘现行反革命’，‘走资派’王尚义，现在向你老人家请罪。我因立场反动，觉悟不高，没有高举你老人家的伟大红旗，没有紧跟你老人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当了叛徒、内奸、工贼、走资派刘少奇的孝子贤孙，谨向你老人家请罪。”然后举起“红宝书”喊：“敬祝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最可靠的接班人，我们学习的光辉榜样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这就算过了“请罪关”。至于我的“请罪词”，“帽子”很大、很多、语句也很长，我生怕念错了挨打，就干脆写在纸上照念。内容是把所有的“罪名”和“帽子”一律戴上，然后就说自己决心“改恶从善，重新作人”，“争取党和革命群众的宽大处理，”全词语太长，就不写了，一想都会知其概略。我请罪时，造反派监视得非常严格，一句也不敢念错，关键字句上错一点，就成“现行反革命”了。久之，我“猛悟”到这和演戏一样，我装扮的虽是丑角，但还是主角，戏台小天地，天地大戏台，扮啥就扮，演啥就演，反觉得无所谓了。
　　

学习、念报、写标语、喊口号、开会发言、平常说话，都是难过的关口。那时候有句：“雷打不动的天天读”，据说这是林彪的指示，读的是《毛主席语录》、《老三篇》(即《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 《愚公移山》)，背诵林彪所写的《再版语录前言》。要求不能念错一个字。读报是不能乱读的，头版头条和社论，可以朗诵，其它消息，指定的可以读，未指定的只可以看，不能念。那时候，报纸上都有或大或小的毛主席像，有像的报纸，千万不能乱放，必须整整齐齐捆好挂在墙上，如果乱塞在床底下或扔到别处，就是“侮辱毛主席”的“现行反革命”。
　　写标语、喊口号更要小心，公安处一个秘书靳献文写“毛主席万寿无疆”，把“万”字写成了“无”字。标语未贴出，被造反派看见了，就以“现行反革命”抓起来关进“牛棚”，劳动改造了二年。地委一个干部王通夫，在跟着大家一起连声喊：“打倒刘少奇！保卫毛主席”的口号时，不知是自己饶了口，还是被造反派听错了，说他喊的是“打倒×××、保卫刘少奇”！马上揪出来，胸前挂上“现行反革命王通夫”的大牌子游斗了一番，关进牛棚。说话发言也是如此。专署一个干部梁新民在两派开会辩论时，说了一句：“太阳也有黑子呢，人谁没有缺点”，被认为是：“侮辱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现行反革命”，揪出来大轰大斗一番，关进牛棚，一面劳动改造，一面叫挖思想根源，交代“罪行”。当时“造反派”把毛主席称为：“人民心中最最红的红太阳”，说“太阳有黑子”，就犯了“罪”。当时还有个“铁的”纪律或者说“规定”，谁说了有关不尊重毛主席的话，或者有影射意味的话，第二个人或者说了话的本人，不敢重复再说一次，说了就犯了“大罪”。因此，像王通夫、梁新民的“罪状”，就没有辨白的余地，只能说一句：“侮辱了伟大领袖”。以后，这些规定推广到凡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即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就是“现行反革命”。这道难关时间漫长，我时时刻刻“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所谓“劳动锻炼”，“劳动改造”，对我们关进牛棚的人来说，是作为一种折磨人的刑法来使用的。1968年冬的数九寒天，武威王井寨滩的气温下降到零下23～25℃之间。我们被赶到滩上挖土筑墙，修盖机房，冻土层挖到三尺以下，才能见到消土，土一摔上来，一边急忙锤打，就冻成了冰块。墙越高，坑越深，上土越困难，冻结得也越快。坑下面向上送土的人，累得要死，上面筑墙的人冻得要命。造反派披着老羊皮大衣，围着熊熊烈火，手提着鞭子，又是喊叫又是骂，就这样限期修起了三间“机房”，开春一消冻，彻底垮了。
　　1969年春节前的一个多月时间，我们在齐膝深冰水里浇灌荒地，每次浇水都有我，硬是折磨得我患了严重的关节炎，好长一个时期不拄棍不能走路。还让我们在一尺多深，积雪泞泥中往地里拉粪，三个人一辆架子车，一陷在泞泥中，十个人也拉不出来，一拉到地里，稀泥更深，十几个人一车车往出来拉，地踩成泥浆了，人挣坏了。那个名叫陈永和的专政组长还在叫骂：“这才是对你们的改造”。“这才是对你们接受改造的考验”。这段时期，我累得经常便血。我在电影上看到过奴隶主对待奴隶的镜头，和我们当时的情况一模一样。
　　在“五·七”干校范围内，所有惩罚性的重活、脏活、累活、苦活，我都干遍了。雪地里脱煤砖、打土坯、挖井、筑墙、垫厕所、起粪、拉粪、赶车、拉水、铡草、喂马、放牛、烧锅炉……，一直到我的左臂骨折，锁骨砸断以后，才安置到看林、看井的比较轻松的活上了。一次我给林带里浇水，这条林带长一千米、宽四百米，我在上游打坝堵水，掉进水沟里几乎淹死，下游的坝被水冲毁，水漫到马路上了。干校造反派专案组的一名叫王佳芳的干部看见后，向干校头头汇报，说我“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把水放到马路上了”。外号叫杨大头的那个干校头目，立即雷竿火飘地要追查我的“罪行”，幸好管我们的队长陈德福说了句公道话，才躲过了一场横祸。从此，我心里挽上很大的圪瘩，怎么就算改造好了呢？这一道道惩罚性的劳动折磨关，我整整度过了四年半，虽然磨过来了，但身体彻底地搞垮了。
　　写证明材料也是一道难关。我在旧社会时间长，上上下下接触得人多，向我要证明材料的人也就多。按常理讲：“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一写就了事。可那个时候，“实事求是”的话，早被十二级台风刮跑了，所有搞外调的人，都带着他们自己想象的框框要材料，不按照他们的框框写，就把我揪到专政组去围攻批斗一番。我为给人写证明而受过的侮辱、批斗和谩骂不知有多少，一想起来，使人感到又可笑又难过，可笑的是这些人太无知了，难过的是党怎么重用了这么一批“头戴红帽子，怀揣黑心肠”的骨干造反派？
　　连吃饭都是一道难关。我们开头的专政组长叫王永泉，外号叫“小动物”，整人的办法特别多。规定我们吃饭时间是五分钟，当时天寒地冻，王井寨滩上风沙扑面，我们没资格进房子，就蹲在滩上风沙中吃饭。五分钟根本不够用，我牙板不行，经常落后，哨子一响，只得把半碗饭倒掉，赶快排队。队伍走起来要喊番号，规定我们喊的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固到底”，“死路一条”。
　　以后对我在表面上宣布“解除专政”，我认为大难关过来了，不会戴什么反革命的帽子了，现在就只是“劳动改造”，就分配我烧锅炉，拉水。这项工作必须起早睡晚，当时我的关节炎十分严重，天不亮起来，先把炉火通开，就借机会在锅炉傍打太极拳，活动活动关节。结果被造反派看见了，认为是一条“罪状”，十多人贴出一张大字报，内容是：“反动军官打太极拳，必有他的阴谋，请革命群众擦亮眼睛。就算没有什么阴谋，必然也是借此散布消极情绪，宣扬刘少奇的活命哲学。究属何种图谋？勒令向革命群众彻底交代，否则，将重新予以专政”。
　　我的天啊！日了就这样难过，为此，我又在学习小组会上，向革命群众作了一番低头“认罪”，太极拳再不敢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