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韦斯是怎样走上独裁之路的 原创作者：亦工农 身患癌症，预计寿命不会超过6个月的查韦斯，居然死到临头还想抓权不放，竟然在10月上旬宣布将参加明年十月的总统选举，谋求连任。目前他的任期在2013年1月10日结束。自1999年以来，他一直统治着这个2800万人口的国家。而按他上台时的宪法规定总统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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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2-25 00:27:25 广西文革中的屠杀惨案（三） 《红色纪念碑》节选（作者：郑义） （续前）上林县 五月二十三日，上林。 晚，县委宣传部长韦克全在家里为我接风。文化局长黄寿才等亦在座作陪。南宁的友人瞩我可求助于他们，果然，几位壮族朋友快人快语，很快就谈到吃人事。上林县不仅确有吃人事，而且吃得较讲究，大都只吃人肝。 老韦席间谈到一案：某提肝行，遇一熟人，问：他（被害者）同意你吃他肝没有？某一怔，答：他怎么会同意？ 熟人说：本人未答应，此肝无效用。（当地人认为吃人肝可壮胆，大补。） 于是其又去捉一人，严刑逼道答应让他吃肝，才活剖取肝。还提人肝以示被害者之母，曰：看，你儿子肝！母昏死。 听起来，大约是演义，至少有演义之成分。 后来亦未查到此案卷。但朋友们说得很认真，只好录以备考。酒酣耳热，我小心翼翼地请教壮族朋友们吃人是否有历史传统，因史书上屡屡提及岭南少数民族有吃人史。他们毫无难色，十分坦诚地承认壮、瑶历史上确有人吃人事，至今还有“恨不得把你肝吃了”之类的口语。为什么？他们讨论一番，说壮、瑶人皆淳朴而感情强烈。比如极好客，素不相识的过路人都要请饭，留宿，热情之极。爱则恨不得给你一切，恨则恨不能吃你的肝。－－这一解释显然过于简单，但也不失为一个解释。 翌日上牛，纪律检查委员会莫树谋副书记来谈。 上林系一山区小县，一九六八年七月前未出现大规模屠杀事件。一九六八年七月下旬至八月初，大派（＊注）派遣四百名民兵远征南宁，参与攻打小派据点，武斗中死亡四人。于是八月二日在太丰（县城）为死者（一人）召开的盛大追悼会上，便一次打死“阶级敌人”二十四人。（二十四命抵一命！）狂怒的人们把“四类分子”、“二十三种人”和小派观点的人拖到死者的棺材前跪好，木石齐下。幸好有天良未泯者暗中将一批“阶级敌人”从现埸驱走，否则死人更多。 （＊注：广西文革，主要有“联指”和“四二二”两大派。其中“联指”人多枪多，实力强大，且得到韦国清及军队支持，当地简称为大派。“四二二”处劣势，称“小派”，虽亦有部分军队支持，但终未逃脱覆灭之命运。 因此，被屠杀、迫害者，大都是小派或小派观点群众。） 次日，巷贤公社追悼会，当埸打死四十三人。（四十三命抵一命！）七日，乔贤公社本山大队追悼会，打死七十二人。（七十二命抵一命！） 而最大的一次集体屠杀发生在三里区，在八月十七日召开的“声讨一小撮阶级敌人爆炸红色政权”万人大会上，一次打死一百六十七人，创造了集体屠杀的省纪录。 文革期间，全县被打死、追害致死共一千九百零六人（一九六八年七、八月死一千一百余人）。这个当时人口仅二十六万的小县，又创造了一个省纪录：杀人比例千分之七。又一座骇人的红色纪念碑！ 谈及吃人事，莫书记称上林吃人事件不少，但“处遗”（处理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时）工作十分紧张，未及专门立项认真清查。他随口提及木山、龙楼、龙祥三例，其中龙祥大队一案中被害者系小派观点，被诬为暗杀队队长，先用刀桶，后活剖。割肝时，错将肺割走，再去割肝时，人还会动眼珠。（该案一位党员主谋，刑八年。） 高长大队一案亦十分残忍：大队长兼治保主任周某系小派观点，于是连他在内，全家被打死。五名党员还将周的十八岁女儿挂库房梁上，脱得一丝不挂，以煤油灯烧阴毛。 再叫四人按住手脚，强令一青年民兵当众奸污。（主谋者大队副业主任，刑二十年，因肺病保释在家。） 莫书记尽其所能地向我介绍了情况，并保证为我的采访活动提供一切方便。 我直感到他一定有一番与宾阳李书记大体近似的经历。（李曾划“右派”，多年磨难。）果然，老莫微微一笑，说他也有过一番九死一生。 六八年上林大屠杀开始后，他也上了被杀者名单。当时他是区副主任，没参加小派，但被诬为小派支持者，牛鬼蛇神的黑后台。 但大派内部有人不同意，争执不下。八月十日早晨，他正在稻田里被强迫劳改， 民兵把一起劳改的其它十几个人都带走了，称去开批斗会，结果无一生还。当时田里只剩下老莫一人，以为出了什么差错，便主动问民兵：他是否也应一起去接受革命群众批斗？民兵们犹豫一番，称老莫是区干部，他们管不着。他们只奉命带自已大队的人。说到此，老莫又一笑，说：那天要是跟着去了，肯定也一起完蛋了。 临别，老莫又心情沉重地向我谈了一事：当时的县革委主任商星桥（文革前后皆任县委书记），对上林的屠杀负有不可推卸之责任，非但未受任何罚处，文革后还升任南宁地区副专员，现已离休。处遗时期，人们纷纷上告，结果只受了个“党内警告”处分，上林干部、群众及凶手至今不服。同在宾阳一样，我无言以对，只有默默地在笔记本上记下商星桥这个名字。 下午，到县档案馆查案卷，看了五名杀人犯档案，他们都参与吃人肝。他们的供述及数十人的旁证材料，描绘出一幅幅阴森的图画。我在采访日记中作了以下记叙。 几例都是晚上，点上灯以手掌蔽风再去寻那未断气的受难者。同行数人先小声商量，然后分别骑压在受难者肢体上，压住四肢，一人持“五寸刀”剖腹。一挤压或一踢，肝便拥出，割下便走，紧张极，灯亦弄灭。回屋才发现匆忙之中竟多割了部分肺。割去肺及不认识部分，然后有人回家去拿蒜，有人拿酒拿米。如煮猪肝似煮熟，七、八人坐没灯的桌边，就着灶火明灭之光亮，阴森森地，一伙人悄没声地抢食。有筷的用筷，没筷的上手。吃过一阵儿，又觉太腥，终于剩下。次日晨，或称猪肝骗其它同伙吃， 或大事喧嚣：“人肝好吃，快来吃个够！” 有人嘱执刀者给他留块生肝，回家晾吃，有妇女带上体弱有病儿子匆匆赶去，巴望多少能吃到一块人肝。 整整一下午，看得汗流满面。五份材料中，提及吃人肝起码有五、六十处。有凶手们的供述，有目击者的证词，还有被害者的遗属之申诉，确是永世难翻之铁案。遗憾的是，这五份案卷的凶手，都未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仅仅开除中共党籍了事。 有意思的是，在蓝登岗的案卷中，居然还透露出免于法办的过程：一九六八年七月，上林县白墟公社龙楼大队杀害韦砚康和苏国安二人并取肝分食。黄苏忠等二人剖腹取肝，蓝登岗等二十余人参与煮吃。除此，蓝还参与指挥打死众十二人，其中亲自动手杀七人，参与轮奸遗属一人。八四年六月二十一日，县委要求追究刑事责任，县法院依法判处十三年有期徒刑，以平民愤。八四年七月廿一日，上林纪委将其开除出党。但是，八五年三月十一日，南宁地委政法委根据区党委桂发(一九八三)54号文件关于“宜宽不宜严，宜粗不宜细，宜少不宜多”的方针，决定不予追究刑事责任。 五月廿六日，在信访科副科长樊家伟陪同下驱车木山。 在著名的三里大屠杀现埸汇水桥头，停车拍照。大屠杀发生于一九六八年八月十六日。当天共打死一百六十七人（其中国家干部职工六人，社员一百三十七人，四类分子二十四人），手段野蛮残忍，是骇闻罕见的流血大惨案。 同行者告我，今日所见之水泥桥并非当时的木桥，但我还是走到桥下，在草滩上徘徊。从案卷中看到的许多细节渐渐浮现，也许这悲剧现埸的河水、草滩和游荡不去的冤魂，会为我再现那卑劣的场面…… 一九六八年八月十六日凌晨，一声巨大的爆炸。天未明，全公社的有线广播喇叭便把酣睡中的人们唤醒，报告了一个惊人的消息：为了颠覆新生的红色政权，一小撮阶级敌人在夜幕掩护下爆炸了公社革委会，当天“声讨一小撮阶级敌人爆炸红色政权万人大会”紧急召开，号召对阶级敌人实行群众专政。汇水桥头是预定的屠杀场地，红旗飘飘，人头攒动。“小派”观点的干部群众及倒霉的“四类分子”一排排跪满河滩。 区(乡)委书记、区长、区妇女主任亦跪在即将被群众专政的队伍中。在吴褔田(后判死缓)等人指挥下，屠杀开始了。受难者被一排排驱赶到河边，疯狂的群众拳脚交加，木石并下。 顷刻之间，血肉飞溅，无辜的人们一排排倒在血泊之中。殴打得不耐烦了，便一排排推入河中，在岸边，桥上架起机枪，向那些挣扎游动者扫射。二十岁的 区妇女主任蓝秀飞第一枪未死，尚高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 鲜血使受难者丢弃了生的幻想，纷纷高呼“毛主席万岁！”自动走到河边，从容赴难。一时间，口号震天上。大批杀人看来并非易事：顽强的求生意志支撑着垂死者在江水里挣扎不休。 于是有人向“四类分子”许愿，称将未死的受难者拖回岸边交群众打死便可免他们一死。当然，允诺只是欺骗，结局早已决定：当善游泳的年轻“四类分子”子弟将濒死的同难者一次次拖回河岸悉数打死之后，他们的下埸并不比别人稍稍美妙。除去一部分“带回大队去批斗”而事实上半路便打死的以外，上了死亡名单的人无一漏网。一位受难者奋力游出杀场，凶手们沿河穷追二里之远，终将他杀害。 河水变为血色，河滩汪了血泊。以至于当天到过现场的都扔掉了浸透人血的鞋。血是洗不尽的，无论是汇水桥头的血，还是xxx广场上的血。无论是洒水车冲洗，还是去污剂加棕刷精心洗涤。心头的血，尤其是洗不尽的。 当我们的小车离开了汇水桥头之后，耳边还回响着悲壮的“毛主席万岁！” 我们走进一间破旧的小土屋，见到了郑建邦的遗孤郑启平。一个面目清秀而谦和的小伙子。他声音低微地谈起往事，时时显出几分拘谨不安。刚才凶手谢锦文的夸夸其谈尚记忆犹新，相形之下，我感到一种明显的错位： 似乎凶手并非谢锦文而是郑启平！ 郑启平说：“……我父亲被打死后，才过两天，母亲又被他们打死，再推到河沟里，说我母亲是自杀。打死我母亲是说我母亲用毛主席像做纸人。 ……什么纸人？ 就是唯场上吓麻雀的纸人，用旧报纸做的，报纸上有毛主席像片。我二叔木山惨案被打死了。同一天晚上，大哥也死在“木山惨案”，还给他们吃了肝。二哥不能走路， 是个残废，活活饿死了。奶奶投奔姑姑去了。我父亲早就把我送到了姐姐家。 那阵我父亲刚刚被斗争，他看这形势不对。我们一家五口被害死后，风声越来越紧，他们到处找我，想斩草除根。 姐姐怕出事，又悄悄把我转移到三里的亲戚家。正好赶上“三里惨案”，街上到处踩的是血脚印，我还能记得三里桥头和河里到处是血和死人，各家都在那里翻尸体认人。只好又回姐姐家。那阵我还小，只有六岁，我好想父母亲，总闹着要回家。 只晓得害怕，不懂发生了什么事，更不懂父母亲和两个哥哥都死了。 直到八三年“处遗”开始，才知道大哥被他们吃了肝……后来我上了学，老师同学一提起文化大革命，我就觉得抬不起头，没脸见人……直到今天， 一家人的尸体一个也找不到，“木山惨案”一百多人尸体都被四类分子拖去乱埋了，大多数找不到了……赔礼道歉？不知道，没有。从没有人来找我赔礼道歉……” 说到伤心处，实在忍不住，一次次拽起衣襟静静拭泪。然后再不露声色地强自压抑下悲伤，继续以平静的语调陈述那血淋淋的往事。唯有泪水不听话，眼见着就盈满，就落下，脸上却仍无悲戚之色。 在回忆往事的间隙，可能是按照干部们的布置，也可能是依照习惯的思维逻辑，他一遍又一遍，说着党和政府对他的照顾。给他在木山初中安排了一个工作。（这些感恩的表白，更如钢针般刺人心腑!） 谈话间，陪我们去学校的两位乡干部还提起一件惨事：“木山惨案”被害者中，还有一位二十出头的青年潘展才。那日他正在耙田，忽来人通知他马上去开会，他只有把牛和耙留在田里，前去送死。六、七十岁的老父老母拖着一辆烂木车去收尸，装上尸体又拖回来到处寻地掩埋。社里的坡不让埋，自己的自留地也不让埋。 如此死无葬身之地，有何弥天大罪？不，他仅仅是一个“小派观点”！万般无奈，老俩口只好踉踉跄跄将儿子尸体背上荒山，回家取来火油（煤油）和四斤黄豆（有黄豆能把尸体烧尽，骨都化作灰），再砍了松枝架上，一把火烧了。老人悲恸欲绝，呼天抢地：自古以来，谁见过自己动手烧自己亲生儿子！顷刻灰飞烟灭。一个年轻的生命转瞬间消失得无踪无影。而那水牛，还拖着犁耙伫立于水田中央等候小主人归来，一动不动…… 郑启平送我们出来，默默地与我并肩同行。我看出他一定要送我到停在远处树荫下的小车前。我一手搂着他肩，他大哥惨死之际，大约正是如此年华。两家人的惨令人再也无法抑制泪水。我使劲捏着下巴，哽咽下失声痛哭。陪同的县乡干部善解人意地放慢脚步，让我们二人默默相依地走完这一段路。 车一起步，泪水决堤，再也无法闸住。剎那之间，竟风雨大作！公路两旁，长着洁白秀丽有如裸体少女的柠檬桉亭亭玉立，狂风骤起，折断虎口粗细树枝，撕下尚未褪尽的红褐色树皮，铺满一路凋零。大雨点猛击挡风玻璃，拖出一道道泪痕。满天泪痕，满天悲愤，我彷佛看见了那静立于水田中央的水牛，我不明白这形象何以如此强烈地震撼着我的灵魂？也许它象征着善良驯顺而受尽压迫、奴役的劳动者？也许它象征着牛轭下的尚未觉醒的自由？也许它象征着一股不堪压制而即将喷发的燃烧的力量。不，也许它仅仅象征着一个默默无言的期待！是的，这更像一个期待。那么，谁在期待？期待谁呢？ 阳光透过树荫，车窗上光影变幻明灭。我彷佛看见了许多蒙难者的眼睛。他们默默地，微笑地盯着我，伴我在这片血红的土地上行走。从那一刻起，只要我一坐上奔驰的北京吉普，车窗外，无论是纯洁挺秀的柠檬桉，抑或是昂首伫立的水牛群、红色的土地，我都看得见一双双期待的眼睛，没有悲戚，没有祈求，唯有期待，唯有期待。 安息吧，我的十万同胞！只要一息尚存，我便要向全人类诉说你们已无法诉说的那一切！ 张允若 发表于紫金博客 2010-11-27 本文来源于　博客日报 原文链接：http://gongnong.bokerb.com/blog.php?do=blog&event=view&uid=5675&ids=130413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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